晚上十一点，西桥殡仪馆的电梯把我往地下一层送。铁缆绞紧的吱呀声整栋楼独一份，老周说是设备老化，我倒觉得它像在替每个死人受惊。太平间在负一层，这一趟，我一天至少跑三回。
门一开，消毒水和纸钱灰的气味扑面而来，两股味道搅在一起，常年散不掉。走廊尽头停着一辆刚推回来的车，白布底下露出一截发青的手腕，指甲修得齐整，像是家属尽心打理过的最后一点体面。我走过去，把歪了的铭牌扶正——三十七岁，车祸，不认识。又把铭牌擦了一遍，放回原位。这一套动作我做了三年，闭着眼都能做完。
这行干久了，我最大的本事，是听死人说话。可惜，他们不付小费。
我叫陆舟，西桥殡仪馆的临时工，专管没人认领的遗物。说白了，就是把死人剩下的东西收拾收拾，登记造册，该寄的寄，该烧的烧。活人管不了的事，死人留下的烂摊子，都归我。这个工位原是我师父柳渡的，他两年前在江上出了意外，没回来。馆长念旧，把工位留给了我，全馆都当我替师还债的傻小子。
我没解释。我确实在等——等他回来，或者等一个能把话说清楚的人。
柳渡教我这行的第一天，没讲规矩，先讲了句怪话。他说，干这行最重要的不是胆量，是“听“。死人不会说话，可他们留下来的东西会。一件没人认领的遗物，比一百份口供都诚实。我当时觉得他神神叨叨，没当回事。现在想想，他大概是怕我有一天也像他一样，对着块旧手表，听出不该听的东西。
“小陆，来活了。“
老周站在太平间门口，嘴里叼着半根烟，烟灰一截没弹，悬着。我蹲在地上擦铭牌，没抬头：“什么活？“
“三十一号楼，清场。“
手停了停：“又是不认领的？“
“嗯。“老周把烟屁股掐灭，扔进垃圾桶，“独居老太，死了三周才被发现。社区找不到家属，按规矩移交咱们代管。“
“三周。“我站起身，“人都臭了吧。“
“你少说两句。“老周难得板起脸，凑近一步压低了声，“小陆，我跟你说过多少回——无主的东西，别乱碰。要碰，先点香。这是规矩。“
“行规嘛。“我笑了一下，“知道了，周叔。“
老周看了我一眼，像是看出我没听进去。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最后叹了口气：“你师父在的时候，最烦这种单子。他总说，没人认领的东西，往往不是没人要，是还有人欠着。“
脚步顿了顿。柳渡说没说过这话，我没印象。但“欠着“两个字，像根刺，扎了进来。我抬头看老周，他已经转身往回走，只留了个背影。
“别呆太晚。“老周在后面补了一句，声音被走廊拉得长长的。
三十一号楼在老城深处，从殡仪馆过去要穿过三条巷子。夜里的老城安静得过分，路灯隔一盏坏一盏，把人影拉成一条条长影子。楼是八十年代的筒子楼，外墙皮一碰就掉，声控灯坏了半层，我跺了三下脚，它才不情不愿地亮起来。楼道里堆着旧家具和蜂窝煤，潮气混着煤灰，陈了不知多少年。
三楼，门虚掩着。社区留了张字条贴在门框上：清场登记，请勿随意搬动。
推门进去。
屋里很静，静得能听见水管里水的回声。最先撞上来的是樟脑丸的味道，底下压着一股闷了太久的旧气，像是空气也死了。客厅不大，却塞得满满当当——一整面墙，挂满照片，全是同一个年轻男人，从几岁到十几岁，一张比一张笑得开。我凑近看了几眼，觉得不对：按社区的说法，这老太太没有子女。
照片从泛黄的到半新的，跨度二十年。男人慢慢长大，从奶娃娃到穿校服的少年，每一张都在笑。照片边角有裁剪的痕迹，有些是旧照翻拍，放大了有点糊，可每一张都被认真装裱过，相框擦得发亮。最边上那张，男人大约二十岁，穿着工装站在江边，背后一条货船——他笑得很开心，像是刚得了什么宝贝。我多看了两眼，总觉得哪里不对。直到目光落在照片的边缘：从这张起，照片里的人，再没出现过。
“看三楼的？“
楼下那老头不知什么时候跟了上来，缩着脖子站在门口，也不进来。他披着一件旧棉袄，扣子扣错了位，露出一截灰毛衣领子。
我开口说道“清场
老头咂了咂嘴：“这楼里就她一个老住户了，平时不出门。头几天，我听见她屋里有动静，以为来亲戚了——后来才知道，是她自己跟人说话。“
“跟谁？“
“谁知道呢。“老头搓了搓手，往门里瞟了一眼，“老太太嘛，可能自言自语。就是那动静，听着瘆人——大半夜的，屋里就她一个人，她跟人说话，说得还挺热闹。“
我没接话，往屋里走。老头也不走，就在门口站着，像是想看看我到底能翻出什么。他大概也闷了很久了，逮着个人就想多说两句。我没理他，这行干久了，知道有些人看热闹，有些人是真怕。老头是后者——他怕这屋里的事，怕得想找个人陪着。
手机在这时响了。老周打来的，声音从听筒里挤出来，带着电流的沙沙声。
“到楼了？“
“到了。“
“屋里什么情况？“
“挺干净的。“我顿了一下，“就是……三副碗筷。“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三副？“
“嗯。还有一冰箱菜，日历上圈着'孩子们回来'。“
老周又没说话。隔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有点发闷：“小陆，收拾完就回来。这单子，别过夜。“
“知道了。“
“我是说真的。“老周说，“有些东西，搁久了，会自己开口。“
电话挂断了。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两秒，屏幕暗下去，屋里又只剩下水管里的水声。
餐桌在窗边，摆着三副碗筷。细瓷的碗，洗得干干净净，筷子整整齐齐码在碗沿，像随时有人要坐下吃饭。我伸手碰了碰碗边——凉的，凉了很久。碗是成套的，花色一样，纹路一样，像是特意凑齐的。
三副碗筷。一个人住的老太太。我漫不经心惯了，这一刻，心里那点轻慢，慢慢收了回去。
厨房里，冰箱门开着一道缝。我拉开，满满当当全是菜：糖醋排骨、红烧肉、炸带鱼，保鲜膜包得严严实实，码得整整齐齐。菜都是新做的——是她死前做好的，放到了过期，一直没动过。我伸手，隔着保鲜膜，碰了碰那盘排骨。排骨是凉的，硬邦邦的，像一块放久了的石头。
墙上挂着一本老式日历，红笔圈着一个日子，旁边歪歪扭扭几个字：孩子们回来。
我站在日历前，很久没动。
这行干了三年，登记表上翻来覆去就那几个词：孤独死，老死，病死。冷冰冰的，一笔带过。可孤独死不是这么写的。孤独死的人，桌上不会摆三副碗筷，冰箱里不会塞满菜，日历上不会圈着“孩子们回来“。
这间屋子的主人，死前一直在等。等谁，不知道。但她把饭做好了，把碗摆齐了，把日子圈出来了——她把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只有等。
我蹲下来，把散落在地上的旧报纸收拾起来，动作放轻了。门口的老头不知什么时候走了，楼道里传来他慢吞吞的脚步声，一阶一阶，下了楼。
东西不多。几件旧衣服，一柜子老物件，一双没怎么穿过的布鞋。柜子里有一口铁皮饼干盒，打开，里头是一沓存单，几根头发用红绳扎着，整整齐齐。存单是新的，没动过，像是攒着要交给谁的。我一样一样登记，装袋，贴标签，像处理一件件要紧的事。
床头柜上，放着一块旧手表。
表盘很干净，像被反复擦拭过。表带磨得发亮，是戴了很多年的痕迹，皮子的纹路都磨平了。我伸手去拿——手悬在半空，停住了。
老周的话在耳边响起：无主的东西，别乱碰。要碰，先点香。
我从兜里摸出一根细香，又摸出师父留下的那只旧打火机。火苗窜起来，点燃香头，一点猩红在昏暗里亮起，青烟笔直地往上走。我举着香，对着表盘晃了晃，算是走了个形式。一截香灰落下来，落在表盘上，我吹掉，把香按灭，收进口袋。
管他呢。一块表而已。老周嘴里那些规矩，多半是吓唬新人的。我这么想着，可手指还是凉了半截。
我摘下手套，指尖贴上表盘。表盘冰凉，像一块从深水里捞上来的石头。
然后，我听见了声音。
不是风声，不是水管声，不是老周在电话里那句“会自己开口“。是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喊了一个名字——不是喊我。声音越来越近，像潮水涨起来，一点一点漫过消毒水的味道，漫过樟脑丸的味道，漫过这间屋子所有的旧气，直到整个房间，只剩下那一个声音。那声音湿漉漉的，像是隔着一条江、一层水传过来，听不真切，却一遍一遍地喊，不肯停。
老周的话在耳边飘：别碰没人认领的遗物。
晚了。
我听见，那块表里，有人在说话。指尖还贴着表盘，凉意顺着指尖往上爬，爬过手腕，爬进骨头里。那声音还在喊，喊得越来越急，像是一个等了太久的人，终于看见有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