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12月 8日。下午。
入狱第十二个月。
江雪鸿两点十分到。灰色西装裙，头发盘起来，公文包放在桌上，搭扣扣着。
她坐下之前，我先起身去接了两杯水。
监舍里只有两个搪瓷缸子。我把缸子放在桌上，转了一下，让两个把手都朝着她那一边。
她看了那两个把手一眼。
38章那年七月，她倒的两杯水，把手转到同一个角度。42章那天下午，她倒的两杯，一左一右，没有转。走的时候她把我的杯子转了半圈，转到朝我。
今天是我倒的。朝她。
“你今天倒水了。“她说。
“你今天要说话。“我说，“说话的人要喝水。“
她打开公文包。
里面只有一样东西。一张 A4复印件，边上有装订孔，右上角盖着一枚蓝色的“查阅专用章“。
她把它推过来。
“我申请了三次。“她说，“11月 27日递的第一份，12月 1日补了一次材料，12月 4日批的。“
我看那张复印件。
表头是：临海中学教工宿舍改造工程·施工人员出勤表。
下面是一排一排的手写签名，日期栏在每一行的最后。
“7月 26日。“我说。
“第三行。“她说。
第三行。名字：钱涛。后面是工种，后面是日期：7月 26日。
字迹很硬，最后一笔拖得长。
我看了很久。
照片是 1999年 7月 26日拍的。东风照相馆在文化宫西墙外面，教工宿舍在文化宫东边，隔着两条街。
那天他出勤上工。下午四点或者五点，他站在照相馆台阶下面的梧桐树荫里，白衬衫，袖子卷到小臂，仰着脸看我们拍照。
我十一岁，举着一只红鞋。
“技术科的比对意见是不排除。“江雪鸿说，“这一张是排除不了，也确认不了。但日期对上了。“
“对上了。“
“对上了不算证据。“她说，“它只是说明他那天在临海，在工地上。“
“那张照片说明他不在工地上。“我说。
“是。“她说，“出勤表和照片之间隔着两条街，一个下午。“
她停了一下。
“这就是我第三次递上去的东西。两份摆在一起。“
“还有一件事。“她说。
“嗯。“
“那份意见书。“她说，“申请确认钱涛为 1999年沈柏舟坠楼案责任人的那一份。“
10月 17日下午，申请书第三页，被害人近亲属意见那一栏。我在上面签过字。
“法院给了东西。“
她从公文包里抽出第二张纸。不是裁定，是一份《通知书》。
“不予受理。“她说，“理由：确认责任人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应通过档案更正程序解决。“
“意料之中？“
“意料之中。“她把纸折了一道，“10月递的时候我算过七成，那七成是受理。这一份下来，我改了路。“
“改成什么。“
“不去要一个责任人，去改一行字。“她说，“1999年那份卷宗里写着意外。我要它变成他杀。“
我看着她。
“换路要重新递。“
“重新递。“她说，“从第一次算，这是第四次。“
“你签的字。“我说。
“我签的。“
复印件右下角，查阅人签字栏：江雪鸿。三个字，一笔没抖。
她 7月 3日在她父亲的死亡证明申报人那一栏签过一次。那天她在政务大厅门口站了十分钟，出来往左走，左边是回家的路。
今天这一份，她在最后一页签的字，也是三个字。
“两份都是你签的。“
“是。“
“间隔五个月。“
“五个月零一天。“她说。
我看着她。
“江律师。“
“嗯。“
“二审结束了。“
“是。“
“你还来吗。“
她没有马上答。
“我是你的二审辩护人。“她说，“判决生效，委托关系终止。下一次我不会以辩护人的身份进这扇门。“
“我知道。“
“但钱涛那一份没有完。“她说，“我还会递。递一次我进来告诉你一次。“
“如果一辈子递不完呢。“
“那就一辈子。“她说。
“江律师。“
“嗯。“
“我今年三十二岁。“我说，“我记得的东西在减少。“
她抬起眼。
“1999年 7月 26日那天，我记得风是热的，记得父亲数了两遍钱，记得他抽出三十八块。我记得照相馆门口那棵树。我记得我举鞋的时候鞋挡住下巴。“
“但我不记得他那天穿的裤子是什么颜色。“
“我以前记得。“
我说完这句，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
“我也是。“江雪鸿说。
“你也是什么。“
“我父亲 2019年在 1203病房。“她说，“我记得他床头的编号，记得护士换药的时间，记得他最后一次睁眼的时候看的是天花板，不是我。“
“你不记得什么。“
“我不记得他叫我名字。“她说，“他叫过。我记不清是哪一次了。“
桌上两个缸子。她端起来喝了一口。
水早就凉了。
“我跟你说一个数字。“我说。
她看着我。
“2018年冬天，我在殡仪馆外面，用一只厨房秤称过一包东西。“
“什么东西。“
“孙莉。“我说，“第四张处方签上写的那个。“
40章那一张：白纸包，一个鸡蛋深的洞。
“白纸包着，装在一个铁皮盒里。那天风很大，我把秤放在汽车引擎盖上，校了三次零。“
“多少。“
“七点零克。“
江雪鸿没有说话。
“我称完记在本子上。黑色那一栏记事实，蓝色那一栏记感受。'净重 7.0g'写在黑色那一栏。“
“蓝色的呢。“
“蓝色那一栏是空的。“我说，“那天我没有写。“
“为什么。“
“因为那天我称完之后，站在风里想了很久。“我说，“我在想一个人最后是七克。我父亲最后是那一年七月的一张工资单，被人拿涂改液描了一笔。郑孟达最后是一句话，他女儿在电话那头没听见。“
“马伯骞呢。“
“九下钟声。“我说，“他最后是九下钟声。“
风扇在走廊尽头转。声音很闷，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咳不出来。
“江律师。“
“嗯。“
“今天你带来的这一张复印件，“我说，“一克都不到。“
“江律师。“
“嗯。“
“我想请你帮我查一件事。“
“说。“
“孙莉。“我说，“那七克。“
她看着我。
“2018年冬天我把它从殡仪馆抱出来过一次，称完又送回去了。暂存格，编号我还记得。如果她没有家属，如果三年里没有人认领——“
“集中处理。“江雪鸿说，“深埋或者撒散，有记录，没有名字。“
“有记录。“
“有记录。“她说，“记录上写的是无主骨灰，不是孙莉。“
我点了点头。
判决书上那十二行里，孙莉占两行。两行里没有白纸包，没有鸡蛋深的洞，没有七点零克。
她只剩两行。
我今年三十二岁，我记得的东西在减少。再不办，那七克就只剩一个编号了。
“我想让她有一个名字在一个地方。“
“这件事不在我的执业范围里。“江雪鸿说，“也几乎没有可能。“
“我知道。“
“但我可以查那个编号还在不在。“她说，“查到了告诉你，查不到也告诉你。“
“什么时候。“
“下一次进来的时候。“
我停了一下。
“你会进来吗。“
“我说过了。“她说，“递一次，我进来告诉你一次。“
她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沈夜。“
“嗯。“
“你倒的两杯水，“她说，“把手朝同一个方向。“
“是。“
“七月那一次我转的是我自己的。“她说，“今天你转的是我的。“
她走了。
桌上两个缸子。她那杯喝了一半，我那杯没动。
她走之前，我把那张复印件压在枕头下面。
九页判决书上面又多了一张。
晚上我算了一次。
判决书用的是 A4纸，七十克一个平方。一张 A4是十六分之一平方米，四点四克。九页，三十九点六克。加上那张 A4通知，四十四克。加上五张处方签，不到两克。
四十几克。
我把这一叠按平，塞回枕头下面。
二十一年，我把五个名字写在五张处方签上。
现在它们变成九页判决书里的十二行。
十二行，四十克。
孙莉是七克。
我父亲是那一年七月的一张纸，后来被人描了一下。
钱涛是出勤表第三行的一个签名，一克都不到。
七克。四十克。一克都不到。
窗外十二月的天黑得早。铁栏的影子早就缩到墙角去了。
我躺下来，把手放在被子外面。
七钟还停在 3:07。停了一年零两个月。齿轮在里面咬着，锈住，卡住，可它没有碎。
有人在修它。
修的人不是我。
我今天才想明白一件事。修钟的人和递纸的人，是同一种人。
我今年三十二岁。枕头下面压着四十几克纸。
它们比二十一年轻。
比我以为的轻。
【第四十六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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