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5日。
监舍熄灯是九点半。
我在床沿坐了很久。金属笔还握在右手里。监舍的窗很小，铁栏比律师会见室的细——一格一格，影子打不到床上来，只能打到我背后的墙上。影子在墙上不动。
监区不提供纸。我从枕头下摸出三张处方签——前天医生开的感冒药，药早吃完了，背面是空的。处方签的纸质薄，笔尖稍微用力就会戳破。
程晏今天落在我桌上的那支笔，金属笔身，凉。我握了一路，从会见室走回监舍，又从监舍门口走回床沿，笔身一直没焐热。
我先写下日期。2020年7月15日。程晏今天来过了。
然后我写：
郑孟达。
10月22日。临海中学 3号教学楼 4楼化学实验室。
笔尖停在“学“字上——我停了。处方签在我指间轻微颤了一下。
郑孟达。郑孟达。
郑孟达那天在吃午饭。他坐在实验室最里面的那张实验台前——那张台面是深灰色人造石，平时做化学实验用，今天中午他拿来放他的饭盒。饭盒里有酸奶和面包。他正在打电话。他女儿接起来。他说了一声“喂“。就这一声。他没听见女儿的回应。
我从背后进去。我没让他看到我的脸。我站在他身后一步远的位置。实验室里有消毒水的味道——那天早上有人用过 75%的乙醇擦过实验台。酸奶盒被他放在实验台边缘，塑料盒底碰了一下玻璃台面，“嗑“了一声。
我没让他看见我。他没回头。
电话那头是他女儿——她叫他下班回家吃饭。我听见他说：“我下班就到家。“他没说完这句话——我听见他在“家“字后面还有半口气没吐出来。
这件事里我没有动过手。我只是把门关上。我把门关上之后，他在电话里说第二句话——“我下班就到家“——这句话他也没说完。
我在处方签上写下他死前最后一句话。划了一条横线。划得太重，处方签的纸被笔尖戳破了一小块。
我没有写我做了什么。
监舍外面有脚步声巡过去了。是十点查第一轮哨。再过四个小时，凌晨两点，还有第二轮。然后是六点的起床号。我有八个半小时可以用。
我翻过处方签——正面空着，反面已经写满了一半。
马伯骞。
10月25日。恩光教堂。地下通道。
我在地下等了 1小时 23分。
笔停了。监舍天花板上有一只什么东西在爬——不是蟑螂，是一只老鼠。它从天花板东边的窟窿里钻出来，沿着墙根走到西边，又钻回去了。我等它走远。
我重新写：
通道很窄。两个人并排过不去。我必须侧身才能过去。头顶上方是钟室——钟室里有三层楼高的木架，木架上挂着那口大钟。我听见钟绳在头顶晃动——何念在钟室里走动。她走路很轻，但我能听见。钟绳晃一下，停一下。再晃一下。
我数钟声——礼拜九点开始，钟敲了 9下。
1、2、3、4、5、6、7、8、9。
第 9下之后，钟室里没有声音了。
然后我听见铁门开。铁门的声音很钝——不是那种尖的开门声，是很沉的、很厚的金属声。钟室平时从不上锁，那扇铁门是用来隔绝钟室和楼梯的——何念把它关上了。
我等了 7分钟。她从钟室下来。
她从钟室下来的时候衣服上没有血——她做这种事从来不在衣服上留痕迹。她的鞋底是干净的，地下通道里也没有血。她的脸色和平时一样——那种被校准过的平静。她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闻到一股很淡的氯气味——她用氯水洗过手。
她没说话。我没问她。
我们从不同的出口各自回家。她从教堂东门出去，我从西门出去。我们约好不在同一个出口离开——这是我们的规矩，从第一案就这么办。
我没有写她做了什么。我只写了那 9下钟声和那 7分钟的沉默。
处方签的第二面已经写满了——五案需要五张处方签。我从枕头下抽出第二张。
钱涛。
10月31日。仁济医院 12楼 1203病房。
我停下。
钱涛死前没说话。
病房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12楼走廊尽头，护士站对面，单人病房。窗户朝东。上午十点，太阳正好照在病床的床尾。钱涛躺在床上，鼻子上插着氧气管——他三年前中过一次风，半边身子不能动，但眼睛能说话。他看见我进来，没喊护士。
他看着我的眼睛。我看着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和江雪鸿的眼睛形状一样——眼尾那一点点向下垂的弧度。我在他六十二岁的遗照上见过同一条弧线。今天我在这张病床上又见到一次。
护士站那头有两个护士在小声说话——我没听清说的什么。我听见她们的笑声——很轻。我听见隔壁病房有人在咳嗽。我听见楼下 11楼有人在推床——轮子在水磨石上滚过去的那种闷响。窗外的阳光透过窗帘照在他脸上，他没眯眼。
他没说“为什么“。他没说“你父亲“。他什么都没说。
我站在那里——7分钟。他也看着我——7分钟。
他的眼睛一直没闭上。
我在处方签上划了一条横线。然后我又划了一条。然后我划满了整张——一整张处方签的背面都是横线。
监舍外面又有一轮脚步声——十点四十，第二轮巡视。我在床沿坐了太久，腿有点麻。我把腿伸直，看了一眼天花板。那只老鼠从天花板的窟窿里钻出来，又钻回去了。它不是蟑螂——老鼠走路是拖着尾巴的，蟑螂不会。
我开始写第三张处方签。
孙莉。
11月9日。临海市老城区解放路 121号。
我写下这个地址，停了。然后我接着写：
她死后一小时，我回了一趟我家。我取了一张父亲的老照片。我把它烧了。
父亲那张照片——是他和我的唯一一张合影。1999年夏天，他在临海中学教工宿舍门前，那天他发了工资，给我买了一双新鞋。我举着鞋笑，他站在我身后。那张照片是中午拍的——他穿着一件灰色的衬衫，左手提着工资袋，右手搭在我的肩上。
那张照片烧了之后，我把骨灰用一张白纸包起来，埋在我家楼下那棵法国梧桐的根边。
那棵梧桐是我 1999年 7月种的——那年夏天我 11岁。我在梧桐旁边埋了父亲的相片。11年后我在孙莉那边 1小时，又回来埋了一次。
我没有写她做了什么。她做了什么，我知道。她在那件事里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名字，一个地址，一个我需要划掉的人。
我翻过处方签——第三张已经写满了。
周致远。
11月29日。临海市殡仪馆。
我写下“周致远“三个字。
笔停了。
周致远那天的所有事我都没有写。
周致远是我父亲的同事。他在临海中学教务处做干事。他从来没参与过 1999年的事。他只是一个知道真相的人——知道，但没说过。
我去找他不是为了让他死。我去找他是为了让他开口。他没开口。他跪下来。我没让他跪。我让他起来。他不起来。然后——
我把“周致远“三个字划掉。
划得很轻。
处方签还剩下一片空地。我握了握笔。金属笔身在我掌心里比刚才更凉——是手心出了汗，汗蒸发的时候把笔的金属也带凉了。
我把五张处方签都折成四折，藏在枕套的夹层里——枕套是我妈给我寄的，棉花是新的，夹层从外面看不出来。
笔放在枕边。
我躺下来，看着天花板。
监舍外面的铁栏影子打不到我身上——监舍窗户的铁栏比会见室的细，影子打不到床上来。但我能看见监舍窗户上的铁——一格一格的。
我在心里默数第五案的名字。周致远。
然后我把那个名字从脑子里也划掉。
我闭上眼睛。
明天早上六点——起床号。六点十五分——出工哨。六点四十五分——早饭。七点半——监区清洁。八点——操场放风。八点四十五分——回监舍。九点——程晏。
我不知道他下一次来是下周一还是下周四。我不知道他下一次带不带新的白封皮。我不知道他下一次会不会问我五张处方签的事。
但我知道的是——我今天写下来这五张纸，不是为了法庭。法庭不会用处方签做证据。法庭不会用一张划满了横线的处方签做证据。
我写下来，是因为程晏今天落了一句话在我桌上——“你让自己被看见。“
我想了一夜。
监舍的暖气片在墙角“咯咯“响了两声。我没睡。
窗外，铁栏的影子挪了一格。
【第三十九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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