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莉的死引发了一个我之前没有预料到的后果——程晏开始正式把我当作“顾问“来用了。
不是官方的。我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案卷上，没有聘书，没有备案，局里甚至没有人知道有我这么一号人。程晏跟我提过一次，说这事要是让督察知道了，他得写检查。但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没什么波动，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也就没客气。
他开始让我参与现场勘查的分析讨论。起初只是在他办公室里，门关上，他把一沓照片推到我面前，自己靠在椅背上抽那种便宜雪茄，等我先开口。后来范围慢慢扩大——他让我看物证检验报告的复印件，让我听证人审讯的录音片段，甚至有一次把一份现场勘查笔录的草稿递给我，问我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
“你一个记者，能看出什么？“第一次把录音笔放在我面前的时候，他像是在问我，又像是在问自己。
“记者看不出什么，“我说，“但记者知道人在什么时候说谎。“
他看了我一眼，没接话，按下了播放键。
作为交换，我把我掌握的所有信息全部给了他——江雪鸿的证词录音、钱涛遗书的高清翻拍件、沈柏舟那份附录C的存档副本扫描件、沈夜十七岁的证件照、赵前进帮我查到的所有公开履历和旧报纸摘要。没有保留，没有讨价还价。这不是因为我信任程晏，而是因为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在这场博弈中，信息不对称对我没有任何好处。我一个人能查到的东西有天花板，而程晏手里有我永远不可能合法拿到的东西——执法权、法医鉴定、监控调取、跨区域协查、通讯记录。与其各自捂着半张牌猜来猜去，不如把牌摊在桌上，至少能看到全局。
我们形成了一种不伦不类的合作关系。他给我信息，我给他分析。他提供执法的权力，我提供记者的视角——一个不在体制内、不受程序约束、可以用直觉和联想跳跃的视角。程晏是那种把证据链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办案子像砌墙，一块砖一块砖地垒，砖不够绝不往上糊水泥。但他也承认，有些链条的连接处，光靠逻辑是焊不上的，需要一点不讲道理的想象力。
“你那个脑子，“有一次他说，雪茄夹在指缝里，烟灰掉在笔记本上也没弹，“拐弯的方式跟正常人不一样。“
“这是夸我还是骂我？“
“陈述事实。“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联合分析“是在他的办公室里，11月5号的下午。他把一摞物证照片从牛皮纸袋里倒出来，摊在桌上，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根雪茄看着我。我一张一张翻过去，翻到第三张的时候停住了——孙莉的车停在老火车站站前广场的监控截图，时间是11月7日晚上十一点四十七分。车前灯照着空荡荡的停车场，地面有积水，灯光在水面上碎成一片。驾驶座的车窗降下来一半，能看到孙莉握着方向盘的手，指节发白。
“她一个人？“我问。
“一个人。小区监控也确认了，十一点三十二分独自驾车离开地库，没有尾随车辆。“
“这个时间她通常在干什么？“
“她丈夫说每晚十点半准时上床，十一点前一定睡着。睡眠质量很好，很少起夜。“
我翻到下一张照片。十一点五十三分，孙莉下了车，站在钟楼基座的铁门前。她穿着一件灰色的羊绒大衣，脚上是一双棉拖鞋——粉色的，鞋头有一只绣上去的兔子。不是出门的鞋，是卧室里穿的鞋。她走得很急，身体前倾，一只手已经伸向了铁门的锁。
“拖鞋，“我说，“她甚至没换鞋。不管是什么驱使她出门的，那个驱动力强大到让她顾不上最基本的出门准备。她不是在做决定，她是在应激。“
程晏没说话，但他把雪茄从嘴里拿出来，在烟灰缸边沿磕了一下。这是他在认真听的信号——我跟他打了这几周交道，已经学会读他的动作了。磕烟灰是认同，皱眉是不同意但暂时不反驳，用雪茄指人是准备反驳了。
我继续翻。最后一张是十二点零一分，孙莉的身影消失在钟楼铁门内。画面模糊，只有一个灰色的轮廓被门内的黑暗吞没。三分二十秒后，坍塌发生。
“她在里面待了三分二十秒，“程晏说，“技术科根据坍塌时震感传到最近地震台的时间倒推的。“
三分二十秒。从走进铁门到结构崩溃，不到三分半钟。
我把照片放回桌上，在采访本上记了一行字：目标行为被精确预测，时间窗口以分钟计。
11月8日，程晏把一项更关键的分析工作交给了我——或者说，让我参与了。老火车站钟楼坍塌的结构计算复核。
他请来了滨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的一位结构工程师。姓魏，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一副金丝边眼镜，镜腿用透明胶带缠过。说话慢条斯理，每句话都要想三秒才说出口，像是每个字都要在嘴里称过分量、确认没有歧义之后才肯放出来。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夹克，胸前别着两支笔——一支铅笔、一支圆珠笔，圆珠笔的笔帽上还缠着橡皮筋防丢。手里永远攥着一沓草稿纸，上面画满了我看不懂的力学示意图、弯矩图和计算公式，数字和符号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像一窝蚂蚁。
魏工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分析坍塌现场的切割痕迹和残余结构。他去了三趟现场，在废墟里蹲了八个小时，用游标卡尺量了每一处切口的深度和宽度，又花了一天半在电脑上建了模型做受力分析。第三天下午，他在程晏的办公室里摊开了他的图纸——A2幅面的硫酸纸，用铅笔画的结构图，线条精密得像印刷出来的。
“切口在钟楼基座的三根承重柱上，“魏工说，铅笔尖点在图纸上，手很稳，“每根柱子的截面被切掉了大约三分之二。“
他用铅笔在图上画了三道横线，横线以下的部分用斜线阴影标出来，表示被切除的区域。
“留下的三分之一截面，在静态条件下——钟楼自身重量、风荷载、温度应力、沉降——承载力是够的。安全系数我算过，1.3左右，不高，但不会塌。保守估计，这个状态可以稳定保持几个月，甚至一两年，前提是没有额外扰动。“
“但承受不了额外的动载荷。“程晏说。不是问句。
魏工点了点头，慢得像打瞌睡。“完全正确。一个成年人在钟楼基座内行走产生的振动——脚步落在石板地面上，冲击力通过地面传导到柱基，再沿柱身上传——正常情况下确实微不足道，振幅大概在零点几个毫米，连桌上一杯水都震不晃。但问题在于，当承重柱被破坏到临界状态，残余截面的承载力已经逼近极限值的时候，任何微小的附加荷载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停顿了一下，推了推眼镜，铅笔在图纸上敲了两下。
“而且我要补充一点——不只是脚步本身的重量。如果人在里面跑动，或者快走，步频可能和残余结构的自振频率产生耦合。这个钟楼的基座是圆形的，石板地面直接落在回填土上，柱基和地面之间没有弹性垫层——也就是说，脚步的振动几乎是无损传导的。我做了个估算，如果一个体重六十公斤左右的人在柱基附近以每秒两步以上的频率快走或跑动，产生的周期性振动在经过大约四到六个周期之后，就有可能激发共振。一旦共振发生，破坏会在几秒之内完成。“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窗外有一辆车按喇叭，声音很远，像来自另一个世界。
我在脑子里重新构建了那个画面：11月7日深夜，孙莉穿着粉色兔子棉拖鞋冲进钟楼铁门。她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圆形基座里回响，石板地面把振动传向三根已经被切到极限的承重柱。她可能在喊谁的名字，可能在跑——恐惧会让人跑，肾上腺素会让人忘记一切，只想着确认、确认、确认——每一步都在把结构推向崩溃。第四秒。第五秒。第六个周期。
然后石头开始响。
那声音她大概听到了。混凝土在极限荷载下发出的呻吟——不是轰然巨响，是一种低沉的、嘎吱嘎吱的声音，像骨头在碎裂。她可能停下来了，也可能跑得更快了。但停或者跑都没有区别了。振动已经注入了结构，能量在残余截面里来回反弹，像一只被困在瓶子里的蜂。
三秒钟。最多三秒钟。
“所以凶手不需要任何引爆装置，“我说，声音比我预想的要干，“不需要雷管，不需要定时器，不需要遥控器，不需要在坍塌发生时出现在任何附近的地方。她只需要提前进去，切好、填好、把现场恢复成看起来一切正常的样子，然后离开。然后等待。等待有人走进去。“
“完全正确。“魏工又说了一遍这四个字。他说话的方式有一种奇怪的催眠效果——每个“完全正确“都像一枚钉子，缓慢地、准确地钉进木板，不偏不倚。
“切口用的什么工具？“程晏问。
“金刚石绳锯。“魏工毫不犹豫地说，显然这个问题他已经分析过了，“专业设备，通常用于桥梁拆除、混凝土结构改造和石材开采。切割面非常平整，进给速度均匀，切口宽度只有大约十一毫米——这些都是绳锯的典型特征。操作的人对混凝土结构和切割工艺都相当熟悉，不是外行。下锯的位置非常讲究，正好在柱身剪力最大的截面，同时避开了内部钢筋最密集的区域，减少了切割难度。“
“切割需要多长时间？“
魏工想了想。“三根柱子，每根切三分之二截面，考虑到钟楼内部的操作空间有限——直径不到六米的圆形房间，还要放设备——我估计需要四到六个小时。而且需要电源，绳锯的主电机功率大概在十一到十五千瓦，至少需要一台小型柴油发电机，功率在二十千伏安以上。发电机和绳锯都不算小，搬运进去需要至少两个人，或者一个人分几趟。“
四到六个小时。在一座废弃的钟楼里，用金刚石绳锯切割三根承重柱，搬一台发电机进去，切割完成后把设备撤走，把切口用水泥灰浆做伪装——魏工在切口表面发现了一层薄薄的抹面材料，颜色和原柱子几乎一样，不近距离触摸根本看不出来。然后离开。清理现场。不留痕迹。
这不是一时冲动的犯罪。这是一个工程项目。有方案、有设备、有工期、有验收标准。
“她甚至可以预测目标的行为，“魏工收起铅笔，把草稿纸理成一叠，边角对齐，轻轻在桌上墩了两下，“当新闻媒体报道了前三起钟楼命案之后，第四个目标会因为恐惧而去'检查'自己对应的钟楼——这是人类面对不可控威胁时的典型应激反应。与其被动等待未知，不如主动确认威胁是否存在，确认行为本身能带来短暂的控制感和安全感。孙莉的焦虑会驱使她前往老火车站。凶手不需要诱骗，不需要胁迫，只需要在前三起命案发生之后按兵不动，等待恐惧替她完成最后的诱导。“
利用恐惧。
我在采访本上写下这两个字，然后在下面重重画了一道线。墨水洇开了一点。
沈夜不只是在杀人——她在操控人的心理。她知道前三个人的死会在幸存者之间制造恐慌。她知道恐慌会像病毒一样传播，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在每一个深夜被放大。她知道孙莉会失眠，会反复看手机上的新闻，会在某个临界点崩溃——然后穿上大衣，踩着拖鞋，开车去那座钟楼。她甚至可能算好了孙莉会从哪个门进入、走哪条路径、步频大约是多少、脚步会产生多大的振动。她把目标的行为本身变成了凶器的最后一道工序。
凶手不需要在现场。凶手只需要设计好现场，然后让受害者自己走进来。
这不是谋杀。这是工程设计。
沈柏舟的女儿。
魏工收拾好图纸和草稿纸，跟程晏握了握手，又冲我点了点头，慢吞吞地走了。办公室的门关上之后，程晏坐在办公桌后面没动。他的雪茄灭了，烟头歪在烟灰缸边缘，灰白色的烟灰拖了一条长长的尾巴，他也没注意到。他盯着窗外看了很久，窗外是公安局的院子，一辆警车正在倒车，嘀嘀嘀的声音隔着玻璃传进来，很轻。
然后他说了一句不像警察会说的话。
“我办了二十二年刑警。见过为钱杀人的，为仇杀人的，为情杀人的，为了面子杀人的，为了一句话杀人的。但这种——把杀人当成一道数学题来做的——没见过。“
他转过脸来看我。眼下的青黑比上次更重了，像被人打了两拳。
“你知道最让我不舒服的是什么吗？“他说，“不是手段有多巧妙。是耐心。这个人可以等。切完柱子之后等，等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等目标自己走进来。这种耐心——“他停了一下，像是在找一个准确的词，“这种耐心不像人。像程序。设定好了条件，条件满足就执行，条件不满足就一直等。“
我没接话。因为我在想另一件事。
如果孙莉的死是被“设计“的——精确计算、耐心等待、利用目标自身行为触发——那么前面三个人呢？郑孟达死在反锁的钟室里，现场没有第二个人的痕迹，那是不是也是一道精密的工程题？密室不是魔术，而是一套结构机制——也许和钟楼本身的建筑构造有关，也许和托马斯·哈丁一百年前设计的某个机关有关。马伯骞呢？钱涛呢？他们的死亡现场是否也藏着某种经过计算的触发机制，只是我们还没有看懂那道方程？
沈夜不是在猎杀。她在施工。每一座钟楼都是她的工地，每一个死者都是她工程中必须移除的承重结构。她父亲是测绘工程师，她是结构工程师——她用她父亲留下的图纸和知识，把那些害死她父亲的人一个一个从建筑里“拆除“掉。
多么工整的隐喻。工整到让人不寒而栗。
那天晚上回到公寓，我没有开灯。
十一月的滨海，天黑得早，六点不到太阳就沉到海平线以下了。我摸黑坐到桌前，椅子在木地板上拖出一声响。桌上还摊着白天的东西——采访本、手机充电器、一个吃了一半的面包。我把面包推到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倒出里面的东西。
沈夜十七岁的证件照。
这张照片是赵前进帮我查到的——他通过报社的老关系，从滨海市第三中学的学籍档案里翻拍出来的。一寸免冠照，蓝色背景，分辨率不高，颗粒感很重，放大之后能看到印刷的网点。照片上的女孩留着齐耳短发，发质看起来很硬，发尾不听话地翘着。圆脸，额头光洁，眉毛很浓——这是她和父亲最像的地方，沈柏舟档案里的照片也是浓眉。她的眼睛很安静，不是那种空洞的安静，而是一种在观察什么的安静——好像镜头后面有什么东西引起了她的兴趣，她正在认真地看。嘴角有一丝几乎看不出来的笑意，不是标准的毕业照微笑，更像是在拍照的前一秒想到了什么有趣的事，但忍住了。
十七岁。
我把照片竖在台灯底座上，没有开灯，就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看她。
她十七岁的时候在想什么？
她已经知道父亲是被谋杀的吗？还是在殡仪馆里被告知了一个“工地安全事故“的官方版本，然后在之后的某一年、某一天——也许是在大学图书馆翻到一份旧报纸，也许是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一页不该出现的纸——偶然撞见了什么破绽，从此世界裂开了一道缝，再也合不上？
她已经开始规划复仇了吗？用她数学年级前十的大脑，在草稿纸上推演每一个步骤，像解一道多元高次方程——不着急，慢慢来，变量一个一个代入，约束条件一个一个列出来，等所有参数就位，答案自然会浮现。她不需要任何人帮忙，数学题从来都是一个人做的。
还是说，在十七岁那个时候，她只是悲伤？一个高中女生，坐在晚自习的教室里，日光灯嗡嗡响，周围的同学在传纸条、偷吃零食、讨论周末去看什么电影，而她面前摊着一张数学卷子，笔尖停在一道解析几何题上，脑子里想的全是父亲最后一次出门时穿的什么颜色的外套、早上出门前有没有跟他说再见、他倒在工地冰冷的水泥地上的时候有没有疼？
赵前进帮我查到了更多关于她高中时候的信息。成绩稳定在年级前十，数学尤其突出，高二拿过省级数学竞赛二等奖，三等奖拿了两次。不怎么说话，朋友不多，有一个固定一起吃饭的女生，但毕业后没再联系。同学对她的评价高度一致——“聪明““安静““人挺好的，就是不太爱搭理人“。班主任在毕业评语里写：“该生思维缜密，逻辑性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建议报考理工科院校。“
思维缜密。逻辑性强。独立思考能力。
这些评语放在一个十七岁的女孩身上是夸奖，放在一个三十岁的杀人犯身上是凶器说明书。
十七岁的数学天才，三十岁的复仇工程师。
这十三年之间发生了什么？大学？工作？她考上了哪所学校？学的什么专业？土木工程？结构工程？力学？她是在课堂上学到的承重结构计算，还是在之后的某个岗位上——建筑公司、设计院、拆除工程公司——亲手操作过金刚石绳锯？她用了多长时间把自己从一个擅长解题的女孩变成一个擅长杀人的工程师？这个转变需要经历什么？需要多少个不眠之夜盯着天花板？需要多少次在纸上画了又擦擦了又画？需要把内心的什么东西一块一块地拆掉、运走、清理干净，然后在原地浇灌一座冰冷的、精密的、只服务于一个目标的混凝土结构？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很重要。因为要抓住一个人，你得先理解她是怎么变成这个人的。
我把照片放在桌上。
旁边是钱涛的遗书——从怡和大厦钟楼截断面缝隙里找到的那个纸团，经过痕检已经提取了指纹和DNA，但原件在程晏那里，我手上只有高清翻拍件。遗书上的字歪歪扭扭，笔画发抖，有几处墨水被水渍洇开了——不知道是汗水、茶水还是别的什么。钱涛在遗书里承认自己在1999年签署了那份备忘录，提到了“地下的东西“和“沈工程师的事不是意外“，但语焉不详，像是写的时候在害怕什么，每个字都缩手缩脚。
再旁边是周致远那份附录C的复印件——我终于通过档案馆的一个老关系找到了存档副本。周致远在临死前把它寄给了报社，收件人写的是“任何还在追查的人“。附录C只有四页，A4纸，手写手绘，字迹工整得像工程蓝图的标注栏。沈柏舟在这份补充评估中记录了钟楼区域地下结构的异常——七座钟楼的地下并非各自独立，而是通过某种民国时期的旧坑道系统彼此连通。英国建筑师托马斯·哈丁在设计七座钟楼时，利用了这些既有坑道，将其改造为钟声共振的风洞通道——这就是文物志里提到的“统一风洞结构“。但1999年的勘察发现，这些坑道的实际深度和范围远超哈丁图纸所示——在风洞层下方，还有一层更早的结构，砖石砌筑，形制不同于民国建筑，可能是清代甚至更早的地下建筑。
沈柏舟在附录C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手写批注，字迹比正文潦草，像是匆忙中写下的：
“地下层有近期人工活动痕迹，非自然坍塌，有新砌筑墙体，建议立即上报。“
日期是1999年12月3日。
四天之后，12月7日，他在另一处工地的“安全事故“中身亡。
三份文件围绕一张证件照，在桌面上摆出一个三角形。遗书是恐惧——钱涛在恐惧中写下了半真半假的忏悔。附录C是真相——沈柏舟用工程师的精确记录了他不该看到的东西。证件照是起点——一个女孩在失去父亲之前的样子。而沈夜站在三面镜子的交汇处，她的倒影在每一面里都不一样：在遗书里她是惩罚，在附录C里她是继承，在证件照里她是一个曾在镜头前忍住笑的普通女孩。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窗外有风。滨海市十一月的风从海上来，带着咸腥味和鱼粉厂的残余气味，穿过老城区狭窄的巷道，从公寓窗缝里钻进来，吹动桌上的纸角哗啦响。远处隐约有海浪声——理性告诉我这个距离不可能听到浪，但在深夜安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总觉得自己能听到一些实际上听不到的东西。
“沈夜，“我对着空气说。声音很轻，轻到像是自言自语，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傻。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坐在黑灯瞎火的公寓里跟一张照片说话，这场景要是被人看到，大概会觉得我精神出了问题。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没有回答。风把窗帘吹起来又放下，像一个人在黑暗中缓慢地摇头。
但我知道她在听。
也许不是真的在听——理性那一面告诉我，她不可能在我房间里装窃听器，程晏的技术队已经扫过三遍了，从电源插座到烟感报警器，连路由器都拆了检查过。但在我的想象中，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是一间用假名字租来的公寓，也许是一栋待拆迁旧楼里的空房间，也许就在七座钟楼之间的某条地下通道里——一个三十岁的女人正坐在灯光下。
灯光可能是台灯，也可能是手电筒。她面前摊着她父亲二十年前画的地图——手绘的、标注着精确尺寸和结构层位的地下通道平面图。她的手指划过每一条通道、每一个标记、每一处承重墙体，铅笔在空白处做着只有她自己看得懂的计算。她的手边可能放着一杯凉了的茶，或者一台调成静音的手机，或者一块吃了一半的压缩饼干。
她在规划下一步。
六个人已经死了四个。还剩两个——何碧秋和方一诺。不，钱涛也死了，那就是五个。还剩两个。她的工程进度已经完成了一大半，图纸上的红色标记一个接一个地被划掉。但最后两个目标也许才是最关键的——何碧秋是医院院长，方一诺是文化公司老板，这两个人的公共活动轨迹和前几个不同，医院人多眼杂，方一诺几乎不公开露面。她需要重新设计方案，重新计算，重新等待一个合适的触发条件。
而在规划的间隙——也许只有一秒钟，短到她自己都不会承认，短到会被她立刻归类为无意义的情绪波动并加以压制——她也在想我。
想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记者。陆远。三十二岁，独立撰稿人，三个月写不出一个字，然后突然像被什么东西上了发条一样追着这个案子不放。她可能调查过我——以她的能力和耐心这不困难。她知道我住在哪栋楼、哪个房间，知道我每天几点出门、去哪家馆子吃饭，知道我和程晏见了几次面、每次多长时间、出来的时候手里有没有多拿文件。她在评估我。我是她方程里的什么？一个初始条件里没有的参数？一个需要消元的中间变量？一个可以忽略的误差项？
还是一个她无法求解的根？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件事。一件从魏工说出“利用恐惧本身“那一刻起就逐渐清晰的事。
从现在开始，我不只是在追她。
她也在追我。
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跟踪——她不需要跟踪我，她只需要关注我的公开行为就能判断我掌握了多少。而是一种更本质的东西：当你在解一道题的时候，如果题目里多了一个你没预料到的条件，你不得不重新审视整个解法。我就是那个多出来的条件。她在重新计算我，正如我在重新计算她。我们在同一道方程的两侧，各自推演着对方的下一步。
我睁开眼睛，目光落在桌角的采访本上。蓝色那一页——记感受的那一页——我在最下面找到了白天和魏工谈话时写下的一行字，当时没来得及写全，现在补上：
“她把人当成结构来计算。承重、荷载、临界值、触发条件。每一个受害者都是她要拆除的建筑。那么在她的方程里，我是什么？一个未知参数？一个需要消元的变量？还是——她唯一无法求解的那个根？“
我合上本子，把沈夜的照片翻过来扣在桌上，像是在一场对视中先移开了目光。
窗外的风更大了。远处老城区的方向，七座沉默的钟楼站在夜色里，钟盘上的指针定格在三点零七分，像七只永远睁开、永远不眨眼的眼睛。它们已经看了一百年，还会继续看下去。
我关掉台灯——其实本来就没开——在黑暗中躺到床上。被子是凉的，我缩了一下，没有起来加被子。
但我没有睡着。
我在想她十七岁照片上那个忍住的笑意。一个在拍照前一秒想到了什么有趣的事的女孩——她想到了什么？一句同学的悄悄话？放学路上看到的一只猫？还是她父亲早上出门前跟她说了一句什么，她一整天都在心里反复回味？
那是最后一次吗？在父亲死后，她还那样笑过吗？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但我知道，找到答案的唯一方式，不是翻档案，不是看物证，不是听审讯录音。
是继续追下去。追到她不得不回头看我。追到她不得不重新计算。追到她发现我不是她方程里的误差项，而是一个她无法消去的、会改变整个解的——变量。
窗外，风终于小了。城市在十一月的深夜里缓慢地呼吸，像一头沉睡的动物。 somewhere in the dark，七座钟楼沉默地站着，而一个三十岁的女人也许还坐在灯光下，手指停在她父亲的地图上，正在思考同一个问题。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
明天还有的忙。
【第十八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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